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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与机遇成就未来的新媒体 时 代 

任何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可以与其他任何人进行任何形式的交流——媒介即信息

传播是与人类社会相伴而生，并且为适应人类对政治、社会、经济、文化方面的需求，在科技发明推动下，逐步扩大、强大和发展起来的。对传播发展史考察表明，迄今为止，人类社会经历了前媒体时代、亚媒体时代、准媒体时代和泛媒体时代。目前正处在泛媒体时代末期和超媒体时代的前夜。这是综合媒体形态及其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影响力而作的分类。
一、立体沟通需要变革的未来传播 
人类社会的传播历史告诉我们，传播形式是向着越来越丰富而不是越来越单一的趋势发展的。随着科技进步和物质水平的提高，人对传播效果的要求越来越高，传播的方式也会越来越多。
人类社会传播形式的变化趋势可以通过传播介质的变化反映出来。这一变化趋势并不是媒介依次取代的过程，而是一个相互叠加的过程，是人类使用的传播媒介不断丰富、日益多元化的历史。每一种新传媒的出现意味着一种新的传播方式的增加，但不意味着另外一种或几种传播方式的消亡。同时，新传媒又会对旧传媒产生极大的影响，促使旧传媒更新或丰富自己的传播方式，开辟新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前媒体时代，是指人类自诞生到学会使用语言的漫长历史阶段。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人类必须以自身为介质进行“亲身传播”，才能完成信息的交流过程，如举火、击鼓、喊话等等。这一阶段还没有形成现代意义的传播，人类的经验还不能被有效地固定和复制。亚媒体时代以造纸术和古代印刷术发明为标志，这一时期的信息复制技术以手工为主，传播范围集中在世大夫阶层，尚未形成面向大众的媒体，传播内容也没有形成对社会的直接号召力。准媒体时代以近代印刷术发明为开端，这一时期信息复制能力既快又多，催生大批现代报刊，冲破封建文化“壁垒”，此举不仅拉开大众传播序幕，同时也预告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来临。印刷媒体是这一时期传播舞台上最靓丽的主角。而泛媒体时代则演绎于人类社会20世纪，以印刷媒体逐步退让电子媒体、并且不断出现反弹式竞争为看点。在这一演进过程中，传播速度越来越快，传播内容越来越多，传播精度越来越高，传播受众越来越广。媒体开始全方位涉入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人们开始体味到“媒介即信息”和“地球村”的感觉。
然而，泛媒体时代依然未能达到人类理想的传播境界。人类寄希传媒的初始理想是实现自身肢体的延长，这种肢体延长应当达到人类如同支配自身手臂一样自如的程度。就接受个体而言，对媒体的期待是“新5个W”（whoever、whenever、wherever、whomever、whatever），即任何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可以与其他任何人进行任何形式的交流。泛媒体时代远未达到人类这一要求。在我国，这一时期广播电视媒体重复制作、重复播出、重复覆盖现象严重，频道结构单一，节目缺乏新意，造成大量资源浪费。同时由于台际之间的无序竞争，相互瓜分市场，导致覆盖效益降低，严重制约了广播电视生产力的发展。国际上，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传播实力也相差悬殊。据美国媒体观察组织1999年公布的报告，处在第一集团的9家国际传媒大亨全部是西方发达国家，其中6家总部设在或发源于美国。这些传媒大亨控制着世界上最大的、最重要的媒体，如美国在线时代华纳控制着美国最大的有线电视网；在澳大利亚起家的新闻集团控制着美国22家电视台、全球132家报纸和25家杂志，号称覆盖全球人口2/3。在以年收入排名的世界传媒100强中，前20位全都是西方传媒集团。这种传播实力的差距导致了全球信息与文化产品流向的不平衡。不讲规则，没有秩序，导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频频产生文化磨擦。
总的看来，处在泛媒体时代的媒体显得多而无序，信息显得杂而失调；人们即离不开媒体，又普遍有一种不安全感；媒体的身影几乎无处不在，却又在社会上难以找到确切的坐标；国家总在试图控制媒体，却又始终担心它成为异己力量；国际间由于传媒秩序不平衡，在交流信息的同时，时常引起文化纷争，等等。这一切，将在超媒体时代得到根本性的解决。
二、变革的起源——分众立体交互下的个人的媒体时代的到来
超媒体时代是建立在诸多媒体相互叠加并且高度融合的多维传播时代。以报刊、广播、电视、网络为支撑点的各种媒体，在完成个性化生存的同时，努力扩容，使自己成为兼容多媒体的集团，经过一个时期重组、整合、兼容之后，形成能够左右一个区域乃至国际社会的传播板块，将全球文化版图有秩序地嵌入其中，实现信息与文化的平衡交流。这是一个将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相互重叠、有机结合而成的新型传播阶段，将是人类能够对媒介发展实施有效控制，媒体运营严格恪守规则，传播秩序和谐的时代。在我国，将以2010年作为超媒体时代到来的起点。因为这一年，我国各传媒将全面实现数字化管理，为实现多媒体传播和兼容打造出技术平台。到2050年前后，将迎来我国超媒体时代的中兴期，这也正是中华文化实现伟大复兴的时刻，若干个实力强劲的传媒集团，形成与世界对话的重要传播板块，有力地制衡东西方的信息文化交流，使东西方文化在相互磨擦、互为补充的循环运动之中成为双赢的国际主流文化。
超媒体时代有如下特征：
第一，以媒体为主导的国际通用文化形成。任何有生命力的文化形态，都不是固步自封的，只有在保持自身优秀传统的同时，海纳百川，不断吸收各民族文化的精华，才能使自身长盛不衰。中华文化是这样，西方文化也是这样，在传媒相互竞争、相互碰撞过程中，只有合理吸收对方民族的优秀成分，才能被对方民族接纳。这样，在媒体开放达到平衡点的时候，东西方文化就会彼此拥有能为对方接受的共性部分，即超越民族文化而为全人类所共享的文化，而民族文化的精髓也在这样不断超越之中获得新生。中华文化本身就是一种与时俱进的开放性文化，在超媒体时代，其自我超越和主动创新的精神，将接受全世界的检验，而成为走向世界的通用文化。
第二，随着文化趋同，媒体的地位大大提高，在社会上享有极大的公信力，各国都会把媒体作为组织社会和动员社会的有效手段。有人甚至惊呼：媒体全球传播所形成的意识形态方面的诉求，已经构成由军事、经济等物质杠杆所代表的“硬力量”之外的一种新型力量——“软力量”，它将成为影响全球政策的主要力量。同时，各国还会清醒地认识到，文化趋同并不代表价值观雷同和政治倾向的一致，各国政府都会更加重视利用媒体发表见解，“一个世界，多种声音”的现实将长期存在。媒体力量的强大，以及出于对国家信息传播安全的考虑，媒体管理部门在国家机构中的排位将会大大提高，成为仅次于外交、军事、经济之后的要害部门。
第三，传播方式发生深刻变化。传统媒体是将信息一古脑儿推送给用户，这种方式迅速及时覆盖广泛，缺点是针对性差；网络诞生后出现拉取信息模式，即用户根据需要主动从信源查找有用信息，这种方式虽能满足个性化需求，但及时性差，且对用户的检索能力要求较高。建立在多媒体传播平台之上的超媒体时代，将实现二者优势互补，以推拉结合模式既保障快速供给，又以及时的疏理、分类对用户进行贴身式服务。这是传播理念的重大变革。
第四，媒体运营严格按规则行事。各国将制订一整套媒体运营法规，指导传媒集团的运营机制。诸如媒体公司组成、融资手段及比重、频道监理制度、采访制作播出规定、侵权罚则、从业人员守则等等，“企业化管理”使媒体行为得到规范，能够在法律公正透明的监督下进行。这将使我国目前存在的“条块分割、重复建设、实力分散、竞争无序、质量不高”的弱点得到彻底根治。
第五，超级传媒英雄诞生。媒体竞争加剧必然导致传媒人才结构的进一步优化，加之媒体公司基于降低成本、精减人员、激发活力诸方面的考虑，会注重招揽高质量的全能型媒体通才，以适应从产品生产到传输的全程信息化。这些人才要有上佳的口才，能熟练使用1~2门外语，熟悉广播、电视、网络和多媒体技术，能够使用多种手段从事采访、编辑、传输和与受众交流，具备超强的信息验证和过滤能力。未来的传播技术完全能够实现对同一个作品（只要它是精品）进行实时的、多媒体的、多语种的“联播”，即同一个媒体明星的声音出现在广播时候，其图像可以出现在电视里和网络中，其语言可以转化为文字出现在报刊上，各媒体之间都配有语言的同声传译和文字翻译系统，以解决媒体跨国传播的语言障碍。鉴于媒体与社会须臾不可分离的特性，超级媒体英雄由此诞生。当然，这些人物是建立在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大众亲和力基础之上，靠着超群的工作能力一步一步脱颖而出的。
2002年6月13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在为纪念香港《大公报》创刊100周年而举办的“世界报业发展论坛”上发表演说时指出：“媒体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要素，它与国际关系（外交、军事、经济）也与国内的政治、经济和日常生活发生密切的互动，人们的见解和情绪，政府的政策和行为都影响媒体，媒体也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政府的决策。媒体的社会责任因此而变得十分重大；媒体工作者——记者、评论家和主编们不仅成了引人注目的职业，他们对社会的责任也似乎比其他行业的人士更加突出。”超媒体时代的上述特征，有的目前已初露端倪，有的尚未显现，这是由泛媒体时代向超媒体时代过渡的必然状态。
传播学家李希光描述未来时指出：媒体“让社会听到不同的声音；把多样性民意引进民主化过程中；新媒体造就公民社会。”全球性媒体“通过日程设置”，把国家颁布的政策“合法化”（参见《媒体的力量》第27页，南方日报出版社2002年版）。到超媒体时代的全盛时期，即21世纪中期至末叶，超媒体时代的特征将表现得淋漓尽致，在社会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社会生活、国家秩序、世界和平在媒体的平衡制擎中走向高度文明，科技进步会推动着传媒引领社会走向数字化生存，并逐步过渡到后媒体时代。到那时，传媒所构筑的“地球村”真正还原了人类的旷世梦想。媒介不但是信息，媒介还是文化，媒介也是生活，人类在媒体营造的理想王国中实践着和平与发展。
三、融合 统一 多元 平衡 和谐的未来的沟通之道
只有尊重历史现实未来所昭示的发展启示的民族组织才能够认识并主动变革未来发展的趋势，否则一定会被改变。 

融合是人类文化发展的总趋势，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是世界上的两大主要文化模块。二者都可视为单一文化，但又不无例外地是多元文化思想相互融合、相互整合的结果。以美国文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它包容了盎格鲁—撒克逊文化、法国文化、德国文化和黑人文化，其融合而成的基督新教文化就是多元文化整合的代表作。以中华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化，从诞生之日起，便以超然开放的胸襟，包容了多种文化的基因。以迁徙、聚合、交流、民族战争为中介，中华文化吸收56个民族和外来文化的精华，才形成如今气象恢宏、博大精深的文化体系。而曾与中华文明并列的古*文化、古巴比伦文化、古印度文化皆因固步自封、拒绝吐故纳新，而最终走向灭亡。
超媒体时代人类文化发展的总趋势，将是东西方不同质的文化日益走向沟通，日益互补互动，不断整合和重构，不断融合与创新，并呈现加速发展的态势。在这一时代，不同文化仍将充满激荡与冲突，只有主动融合，主动创新，才能承担起促进社会发展的责任。如今，中华文化又融进了更为开放、更为先进的社会主义文化成分，这是终将要走向世界的文化，要求我们更应该在全球化发展背景坐标下思考未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应当是以马克思主义发展观为宗旨，融合中华传统文化美德与现代人文理性的文化，应当是融合东西方优秀人文主义传统的文化，应当是融合现代科技和物质文明并适应全球化发展趋势的文化。我们应当在抵制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同时，主动吸收有利于自身发展的营养，永远走在时代的前列，这样才能发展壮大中华文化，才能真正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创造出多元多体文化并存的繁荣景观。
对此，传播学者胡正荣、张磊也有着与笔者相同的观点，他们认为，文化一旦越过疆界，必然会带来冲击乃至冲突。在当前的世界文化环境中，跨国媒介集团往往同时扮演着天使和魔鬼：一方面把新鲜的文化火种从四处采集后加以传播，另一方面又有可能会扼杀一些本土文化的圣火。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媒介和其他领域一样开始拔除栅栏。新闻集团旗下的“凤凰卫视”和美国在线时代华纳所属的“华娱电视”正式获准落户广东，同时，中央六大媒体单位联合成立中国广播电影电视集团。中国传媒开始接纳竞争对手，同时以模仿对手的形态方式作为抗争的基础。姑且不论竞争的结果，这个过程里面就存在着文化的更新与较量。并且面临两大矛盾，即商业化与我们长期实行的“教养文化”形成对立；全球化又与本土文化进行抗衡。两者之间无法单选，最终的结果只能是融合。进而，他们对两大矛盾如何化解提出了对策：
商业文化与教养文化
建立在思考未来基础上的新媒体产业发展线路与成长道路

源于西方发达国家的跨国媒介集团偏向于从产业、经济、市场的角度考虑媒介问题，从而使他们的产品以“卖出去”实现利润为主要目的，市场的基因决定了他们以商业利益为衡量砝码，社会公益虽然重要，但被认为是副产品；而我国的传统思维认为，媒介是宣传工具和社会公共服务的一种，它应当致力于人们精神生活的丰富和提高，能否赚钱是次要。（其实两者不矛盾，商业对人民的生活品质改善作用非同一般起着关键作用于价值，因而两者思考应该是因果的关系）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媒介和其他领域一样从经济的角度改造自己，
自然或不自然地开始接受体制上的产业化。但是，改造肉体易，改造精神难。80%与20%的市场如何有效服务于开发成为主要的问题解决的关键。庸俗与优雅，接受与难以理解的平衡需要所有传媒从业者的智慧开发与艺术化得商业呈现。西方媒体的极端，是可以采用“裸体新闻播报”的方式提高收视率，我们则绝对不能忍受用这种方式亵渎神圣的新闻领域。国外的庸俗肥皂剧就是用低能的机械复制产品来消磨无奈的生命，而我们的电视剧经常强调的是主旋律和社会教育意义。

一方关注的是书刊报纸畅销，电影卖座，电视节目成为黄金时间收视率第一；另一方强调的是体现时代特色，建设精神文明，歌颂祖国和人民，再现历史，畅想未来。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评判标准体系。
建立在思考未来基础上的新媒体产业发展线路与成长道路

不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都有人对自己的媒介现状进行反思和批评。
众多西方学者已经指出了西方商业文化的复制性、丑陋，缺乏智慧、想象和创造，指出商业利润为宗旨造成了对社会公共福利的忽视；暴力、色情造成了不良社会后果，而没有丝毫思想内容的庸俗电视节目瓦解了人们的生命力。我国也出现了对传统“教养思维”的反思。
回过头来说，文化从来都不是单一层次的，跨国媒介集团的报刊、书籍、广播电视节目和电影并非一文不值，其中也不乏精品，与经典杰作一同陈列在历史殿堂中也毫不逊色。而“教养思维”的媒介产品除了守候政治与意识形态利益之外，还守候着广泛的社会公共利益，守候着传统的未被拜物教捕获的心灵。
跨国媒介集团的进入，必然会带来商业文化的价值观，总会有困惑、瓦解、醒悟、振兴。它会冲破堤防，在淹没一些心灵居所的同时，开辟一片新天地。关键是，我们该如何对之保持批判的态度。媒介应当拥有批判的态度来重新发掘人本身的欲望和需要，在利用它来发展自己的经济实力的同时不随意践踏宝贵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受众也应当有批判的态度，如何在媒介提供的产品中选择满足自己而又提高自己的东西，打破精神生活的枯燥，而又不在物欲中沉沦。
建立在思考未来基础上的新媒体产业发展线路与成长道路

全球文化与本土文化
几十年来，美国倚仗其经济优势及在世界上的特殊地位，向世界各地输出其文化产品。它的媒介的数量、可控制的范围以及节目量都是世界第一，它的各种电视节目销往世界名地，好莱坞成了世界电影商品生产的中心。美国的文化倾销让第三世界国家感到忧虑，甚至也日益引起了它的一些盟友的不满，法国就是反应最强烈的国家之一。
但是情况现在已经有所不同。自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东亚、东南亚一些国家的经济崛起，第三世界发生了分化，“第三世界”不再是软弱可欺的代名词，同时各国的民族媒介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卫星电视、互联网的发展使得人们日益相信，在如今的后工业或者信息社会里，科技的发展把全球各地紧密联系在一起，也使得西方核心国家占据信息制高点的地位遭到削弱。通过卫星电视和互联网，再小的国家也有了自己的发言权。对全球化的认识又有两种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全球文化是西方文化占统治地位的文化，本土文化有被同化的危险。文化全球化实际上就是本土文化的西方化。
举一个例子。迪斯尼根据中国传说制作了动画片《花木兰》，许多情节更符合美国人的价值观而不是中国人的：中国传统的孝道观念被削弱了，木兰从军的原因不是“服从”，而更多是“荣耀家庭”，木兰还被赋予了西方的自由主义和女性主义的精神。这个过程就是把中国的本土文化加以美国化，进而通过全球促销网络进行全球化，结果中国的小孩子对木兰传说
的认识也更趋同于美国人了。有人把这个过程称为“文化杂交”，也有人把它称为“文化转换”。不少学者对此持批判态度，因为出于追求商业利润的考虑，出于西方文化的立场，跨国媒介公司制作的文化转换产品中，原文化的核心和特色没有得到很好的保存。这使得该产品的原创民族深感忧虑。文化生产者往往希望，在杂交的文化产品中，各文化的比重应保持平衡。另一种观点认为，这种不对称关系不是绝对的。民族国家仍然有其自主性，本土文化仍可以与西方文化相抗衡。全球化不能脱离本土化，全球化与本土化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有人提出了“全球本土化”概念，概括和体现了两者的相对性和辩证关系。
对于本土文化来说，这种全球融合的趋势提供了一个从外来文化中汲取养料同时把自己介绍出去的机遇。两者的原动力，就是使本土文化得到更新和完善。与其任由源自他国的跨国媒介改编本国的文化资源，不如自己主动吸取更多的新鲜质素来获得新生。本国媒介要有对自我文化根源的清醒认识，同时有兼收并蓄的气魄。
诚然，我们目前尚处在泛媒体时代的末期，人们一方面感激媒体，一方面痛骂媒体。人们已经感到一个新时代即将来临的阵痛。在这一媒体更新换代淡出淡入的过程中，有关探讨因特网对传统媒体的冲击、媒体跨行业跨地区经营的趋势、入世与媒体运作新规则的话题充斥报章，这些现象一方面反映媒体已经着眼于未来着手准备对策，一方面反映未来在许多人心目中仍是一个巨大的未知数。
四、
一个既正视历史，又放眼未来的民族，会孕育着生生不息的力量；一个乐观、健康而豁达的人，总会以积极的姿态拥抱明天。把握广播未来发展走向的机遇，往往取决于今天广播人的思维意识和决策判断，我们现在所做的探索和努力，乃至付出的代价，都是为广播明天能够赢得足够的生存与发展空间搭就通向成功的阶梯。

展望2010年，广播将会成为跨媒体、跨行业经营的整合产业新概念。
到那时，开放的社会环境和传播体制使节目生产社会化成为现实，多媒体联动、交互式传送和数字化办公已被普遍采用，以广播功能开发为主业，伴以其他产业渗透为辅线的集约化经营，使广播的造血机能空前活跃，其社会服务、信息传播功能的显现几乎无处不在。一个重点选题，往往会被精心制作成广播版、电视版、网络版和其他媒介形式实现交叉覆盖传播。集编辑、外语、高科技能力于一身的广播英才将成为倍受社会恩崇的高收入热门职业之一。如果上述预测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和逻辑的话，那么，基于现代传播理念的品牌意识、市场意识、人才意识，应当成为我们当今研究广播发展战略的重点课题。
进入新世纪，中国广播电视将别无选择地面对加入世贸组织后外资对我国电信业渗透所带来的冲击，面对日益强大的网络媒体的挑战，面对体制改革和制播制度改革能否顺利对接的考验。其成功的关键，是建立在科学调查论证基础之上的中国广播影视集团的诞生和运营。

建立国家级的传媒集团，是合理配置资源的需要，是满足优质高效传播的需要，是抵御西方不良文化侵略的需要。它如同是广播电视系统的“航空母舰”，将一举改变我国广播电视“有系无统”的局面，其“母舰”的意义将主要体现在星网合一的巨大平台上支持着三大传播实体：一是新闻频道，二是文娱频道，三是影视剧频道，实现上下贯通的全方位传播。就我国实力而言，国家控股的集团采用公司化得市场方式完全有能力集中人、财、物把上述三个频道办成全国知名品牌联网传播的精品频道。各省或跨省的广播电视公司则依据地域特色，办好各地区的生活、服务、公共等专业频道，在传播内容上进行适当拓展和补充。这样，就能基本满足我国受众的需求，扼制无序竞争，守住疆土不被蚕食。抵御不良文化蔓延发展，保护的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文件高效的发展对于人民的健康成长未来发展更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与发展价值，这已经不是一个国家的事情。
在全球化趋势的催逼下，打造“航空母舰”显得十分重要。我们既要有高度的紧迫感和责任感，又要防止因急躁而产生的盲动或蛮干。在强调科技创新的同时，应当积极稳妥地进行数字化和高清晰度设备的实验和改造；在开发利用因特网的同时，应尽快制定“网台”规范和标准，以有效控制“网台”数量；集团的组建和兼并应采取市场化手段，以防止行政干御带来的后遗症。
畅想未来，是为了立足现实，明确方向，以稳健的步伐走向未来。上述两篇短文代表了我对媒体在过渡期发展的局部设想，这个设想留下的空间是蛮大的。比如说媒体应该怎样打造品牌？建立三个频道，其他资源干什么？频道管理体制该怎么样？东西部能否齐步走？等等。我想，目前的论述是就媒体发展主流而言的，就是要集中优势，做大做强。但任何事物有主流就会有支流，正像大众传播并不排斥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电子媒体也并未挤垮印刷媒体一样，在以媒体融合为主流的超媒体时代，依然有单一媒体独立生存的空间。比如城市台，可以加入集团，也可以不加入；可以搞多媒体，也可以固守传统。但条件是必须做到个性化生存，特色化服务，以社区传播、适位传播、贴身式服务牢牢抓住自己的目标受众。
大型跨国媒体集团规模化进入，将会引发国内传媒业地震。部分原因是，有人预测传媒业是继网络业之后的下一个也是最后一个暴利行业，谁都不愿意将之拱手让人；另一原因可能来自于我们内心：我们是否有能力守住文化故土？是否有能力将之更新，使之振兴？传播学家李希光对于超媒体时代前夜可能产生的“一种新的语言环境”的杀伤力，提出了郑重的警告：
在政策上，国家仍然有条文规定，个人资金、非业内资金、境外资金不能在中国大陆创办和拥有媒体。但事实上，个人资金、业外资金、境外资金早已通过各种渠道收购、兼并、合办大陆的报纸、杂志、 广播电视节目。“美国在线”和“新闻集团”很快在中国大陆一些省份合法地拥有专用的电视频道。无论是境内资金还是境外资金，个人资金还是国家集体资金，
大陆新闻媒体商业竞争的白热化程度不亚于任何西方媒体市场。一方面，
大陆新的出版物和广播电视节目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猛烈地冲击着这块近乎饱和的市场；另一方面，原有的报刊杂志也在努力进行改革，留住原有的受众，并争取新的受众。长达几十年支撑党报分销的公费订报和发行体系，正在被街头报摊和商业报纸的自办发行所取代。如果从中国各类媒体近一两年使用频率越来越高的一些新的词语、概念、新闻报道选题和讨论话题来分析，一种新的语言环境带来的是一个新的媒体环境。在这种语言和媒介环境空气里，不仅仅是充满了大量的全球化时代所特有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生活的报道，更多的是弥漫了“消费文化”和“品牌文化”。读读中国街头的大众报纸，看看电视里的大
众频道，人们发现，“文化素养”已经被“品牌素养”所取代。但是，这种新的语言环境和媒体环境并不等于新闻自由。相反，这种新的媒体环境可能是对新闻自由的削弱和限制。
    中国媒体受众层次十分复杂，只要摸准脉搏，适其口味，对症下药，就能赢得一定的消费市场。而城市台有着多重空间和生存机会，完全可以在传媒大亨无暇顾及的角落扎下营盘。传媒大亨则在更广阔的疆域摧城拔寨，希望很大，危险也很大。充满机遇和挑战的未来正在向我们一步步走来，这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所能做的只能是：振作精神，充实自身，抓住机遇，赢得挑战。除此之外，我们别无选择。

（参见《新闻与传播》2002年第4期参见《世界知识》2002年第4期）——1999《世纪抉择：建立“三个频道”与戒“三个急躁”》——1999《媒体融合新趋势》）